10月17日晚，纪录片《功在当代》《大工告成》创作团队的金灵导演、石轶南导演、李文峰导演以及袁悦导演来到为主题的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放映了《功在当代》第一集，工作坊也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对全国师生分享活动内容。
放映结束后，金灵导演分享了大国工程类纪录片的创作经验以及怎么样做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石轶南导演则重点分享了《功在当代》第一集《何以至千里》的选题与拍摄经历。随后，四位导演与工作坊主持人韩飞副教授一起对谈，并与现场及线上观众互动交流。
三多堂传媒创作副总监、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制作的纪录片在央视、bilibili、爱奇艺和优酷等国内主流媒体平台及海外平台播出，有丰富的多种类型纪录片制作经验，作品荣获众多奖项。
金灵导演和制作过多部科技制造和工程题材的大型纪录片，代表作有《功在当代》《大工告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造物说：一共分几步》(第一季)《大国质量》《超级风景·超级工程》(第二季)等。这些纪录片或讲述中国各类大型工程的建造历程和理念，展现中国建设奇观，或聚焦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科学技术进步，向世界展现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成就。
三多堂传媒青年纪录片导演，有多年纪录片从业经验，曾参与多部大国工程类纪录片的制作，作品荣获众多奖项。代表作品有《功在当代》《大工告成》《国家核电》《造物说：一共分几步》(第一季)等。
三多堂传媒青年纪录片导演，有多年纪录片从业经验，作品荣获众多奖项。代表作品有《贡嘎》《功在当代》《中关村》《造物说：一共分几步》(第一季)等。
三多堂传媒青年纪录片导演，曾供职于新华社国际新闻部，纪录片《功在当代》导演。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纪录片专委会副秘书长，纪录片案例研读工作坊项目发起人。
《功在当代》围绕近十年国内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阐述中国如何以大型工程为依托，解决当下发展问题，连通中国与世界，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发挥重大作用，影片对工程建设做了深入调研和跟踪记录，为观众全景式展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大工告成》聚焦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一世界级工程投运过程中的人物与故事，集中展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先进的工程设计理念、尖端科技，以及奋斗者们追求卓越、尽善尽美的建设精神。全片以“百日倒计时”为三集内容的主要推动力，以人物的工作纪实为依托，结合民航、工程方面的前沿科技硬知识的导入，全景式记录了机场的建设历程。
大国工程类纪录片是受众较为广泛的一个品类，这种选题未必是爆款，但它有长尾效应。究其原因，首先视觉奇观本身有可看性；同时它有信息增量，能传递尖端科技知识；最后，它能够给观众以情感共鸣，带来自豪感、认同感。
如今有关工程的纪录片成群出现，当我们再去选择这类题材，需要有独特的角度、足够强大的理由，破题显得至关重要。这些工程都是当代的奇迹，建成以后至少立在这里50年，它们将与我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联结。因此，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创作时把切口拉小一点，而不是只去看它宏观层面的价值。
《功在当代》的立意主要聚焦于这几个关键词：关注当下、以人为本、态度和温度。
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人”是我们创作的抓手，也是讲述每个故事的落点。每个故事都以人物为切口，以主人公要做的一件事引入，带出目前工程正在进行的节点所面临的困难，由此展开去回看工程建设的背景和技术。第二，是关注当下。工程都有漫长的建设周期，但故事的容量有限，我们会从当下入手，从现在出发回溯，再带出背景性的内容。最后，需要带着温度去看待工程建设项目，看待它跟人之间的关系；在讲述时也需要抛出有态度的观点。
第一步是破题，这是和其他同类型的影片形成差异的关键。破题主要分两大块，一是立意，二是框架。
框架主要是针对系列纪录片，它决定了整体叙述的线索。以《大工告成》为例，我们在初期构思阶段，主题化地去结构它，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机场倒计时100天本身的线性过程就已经有强烈的戏剧性，因此我们最后回归了线性叙事的方式。
《功在当代》的结构则不太一样，我们最终选择了主题式引领的方式，通过递进层次的展现，承载更多的项目。第一集何以至千里——补齐短板、总结回看；第二集百川汇海阔——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内循环；第三集相识满天下——对外沟通与交流，助力外循环。
第二步是调研，伴随材料的筛选以及故事的建构。创作每一部纪录片的周期与预算都有一定的边界，因而前期调研需要非常扎实。
首先我们先根据主题去制定标准，例如这个工程需要有代表性、独创性。其次，需要在传播方面做出预判，有些工程它天生就自带热点，如大兴机场，若能够选到有价值又有话题性的选题，更加有助于影片传播。此外还需要仔细考虑可行性，有些项目很壮观，但是它周期漫长，在一年的周期内很难展现它动人的瞬间，那就不适合呈现。
最后，工程是主角的同时，人物也是主角。选取的人物首先要跟这件事有强关联，还要有表现力。例如，贵州花江大桥的工程师刘豪，一家三口都修桥，他对桥有深厚的感情，讲的内容朴实生动，更能打动人。
第三步是拍摄，伴随着影像设计的过程，使影片兼具可看性和故事性。在实时跟进技术层面内容的同时，高效规划漫长工期中有限的拍摄周期。
剪辑就是不断重新架构、强化故事的过程。比如，新疆隧道一开始讲了两个点，但效果不理想，于是最终将它聚焦在隧道漏水的故事。
合适的声音、音乐会给影片整体增色，在现场一定要注意收录同期声。纪录片有大量的声音制作，最后大家看到整体很和谐的声音，都是经过后期音效设计的努力才能达成的。
动画对于知识类影片很重要，它能透视不可见的东西，或是压缩长时间的工序，或是讲述原理。动画的设计需要清晰、直观、简明扼要，但不应该被滥用，一定要用得合适，一切形式都要服务于内容。
推测什么样的影片会有好的宣传效果，是一种寻找共鸣与公约数的过程，需要做受众分析和市场分析。
《大工告成》在法国的播出从宣传物料开始就和我们的思路不太一样。当地电视台以法国人的视角，以他们都以为观众爱看的方式重新结构这个片子，节奏完全不同，一些细节被拿掉，补充了许多设计理念的采访，这是我们原来不太涉及的，但这两方合在一起，给了大兴机场一个完整的记录。
影片为什么能有比较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首先是通俗易懂，宏伟壮丽的工程选择以具体的故事呈现，比如飞机试飞、塔台幕后、行李传送等；其次，影片的发行赶上了全世界航班恢复通航的传播节点。
近几年，我们作为创作者也在努力克服国际传播的瓶颈。一方面，要多选喜闻乐见的选题，工程类、人文类、自然类、美食类都是很好的载体，先从容易接收的东西入手，让世界看见我们的制作实力，再去讲更加深刻的内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形成IP后会更有记忆点，在传播时候也会有优势。最后，技术手法要不断创新。
“大工，不等于大功。大工程的完成完结并不代表大功告成。所谓大功者，非大工告成之谓也，有生命之谓也。一座伟大的建筑，竣工仅仅是完成了它的第一步，如何给这钢筋水泥注入生命，让它给每一个人带来温情，带来享受，带来美好的记忆，这才是‘大工’的概念。”总导演刘军卫的这句话，也正是《功在当代》的概念，因为下一句就是“利在千秋”。
金灵：我本科在中山大学学习中文，研究生时学习了偏理论性的全球传播，通过朋友推荐进入三多堂实习，之后就留下了。这是一个试的过程，剪辑技术、写稿子、做片子，都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才学习的。做纪录片的周期很长，一部部片子做下来还是很喜欢，就这么坚持下来，学无止境。
石轶南：我是学理工科的，大二时修了新闻传播的双学位。大三去三多堂实习，做了《中关村》的编导助理，平时帮忙查资料。当时《中关村》刚刚起步，有很多集中的拍摄期，我作为现场的带拍导演，每天带着摄影老师们去现场拍摄，虽然很苦，但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发现纪录片是我真的很喜欢并且想一直做下去的事。
李文峰：我从摄影转向导演，是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对“获取知识”很痴迷。做一个编导，将知识和信息进行思辨，最后把它写成稿子，这样的一个过程令我非常有成就感和获得感。所以我毅然决然地从头开始学编导的工作，也是从编导助理开始慢慢走到今天。
袁悦：我从业经历比较长，在新华社做了7年国际新闻，后来去纽约大学读了documentary filmmaking（纪录片创作），回国之后发现三多堂在国内纪录片领域挺厉害的，就加入了这个团队。
很多同学会问女生去当纪录片导演，尤其是拍工程类纪录片，会不会有什么限制？团队中四位主创有三位都是女性，你们觉得女性做纪录片有什么优势跟短板呢？
金灵：我觉得女性在沟通的时候有天然的亲和力，采访对象更愿意和你倾诉，有利于信息的获取。
当然也会有一定的限制，在工程现场，施工方提出要求，我们作为拍摄团队只能配合，尊重他们的安排。
总的来说其实没有限制，但要有搭档，以解决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不过创作本来就是团队协作，大家没必要自己去给自己设限。
袁悦：补充一点，我之前在纽约读Documentary Filmmaking，Master class（大师课）的时候老师会邀请纽约有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来给我们分享，这些大师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
工程类纪录片的框架结构有没有一些模版或定式？如何在讲述施工的过程中体现人温情的一面？
金灵：没有一定的模版和框架。线性叙述、按主题划分、按类别划分都可以，我认为它有更多样的方式能选择。
袁悦：这可以类比到美食类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工程也是一个品类，我们大家可以像描述食物一样去描述工程。食物也是很实在的物质，我们通过记录食物的制作者、和食物有深厚感情的人，把它讲成“人的故事”。工程也是一样，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会有不同的表达自己热爱的方式，我们应该从人本身去进行挖掘，把他所热爱的事讲好。
国内的纪录片工业跟国外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它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国内的纪录片通过什么渠道来回收成本，进行盈利？
金灵：先说第一个问题，技术层面差异其实很小，拍摄的手段、设备、素材、剪辑都没有过大差异。不过欧美的纪录片产业高质量发展还是更成熟。第一，题材的多样化。以工程为例，欧美可能早我们10年以上就把我们想到的方式尝试过了。第二，他们的纪录片生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发行渠道多，这也会刺激整体生态的多样性。
当然，我们的纪录片走出去的渠道也很多，比如投国外的节展，走机构渠道发行，参与由机构主导的项目。还是要多关注行业资讯，根据你所能触达的渠道，去争取相应的传播机会。
回收成本的方式也很多样，制作公司承制、商业合作等等。好的影片可以有长尾效应，它是一个缓慢回收的过程。以《大国崛起》为例，影片播出后还出版了图书和衍生光盘它出了图书和衍生光盘。
编导在拍摄中面对一个垂类领域，没有相关专业背景，我们该如何克服专业盲区，系统来进行知识的积累？
金灵：第一，我们有一套成体系的调研方法，进入到具体工作后，会根据每个项目制定调研方案，像做文献综述一样，只要掌握了研究方法，就能完成推导。
第二，一些成体系的影片，我们都会邀请学术顾问，让专业的人去把关专业的事。作为创作者，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做的是故事挖掘以及影视化的呈现。拿《功在当代》来说，专家会先给咱们提供选题方向建议，确定选题后，具体工程的老师会发资料包。但别忘了，纪录片面向的是大众传播，不是学术传播，我们要兼顾的是让绝大多数人能看懂影片，我们要有自信。
最后，播放之前也会有编审环节，专家会再把关，因此创作的时候反而可以先放手去基于事实做创作。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最后，主持人韩飞老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现在是一个需要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纪录片是文化沟通的抓手，要从题材的选择、传播的语态等多方面做试验，获取国际传播经验，而目前自然题材类纪录片和大国工程类纪录片都是国际传播的热点题材；对于创作者来说，不同的专业背景都能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优势，创作的底层逻辑也一脉相承。
最后，韩飞老师表达了对青年一代纪录片创作者的支持，相信青年创作者们能有更多突破，讲好中国故事，让作品在国内传播、国际传播中都能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