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大兴土木建造沙中线，那边厢被收购唐楼有石屎剥落。观音开库吸引大批善信参拜祈求财 运亨通，小贩就在天光墟摆卖他人丢弃之物，将废物转为财富。婆婆拾纸皮赚取蝇头小利，清洁工人冒雨推着装满垃圾的手推车，回收企业则因市区重建面临结业。历时五年制作，香港本地独立纪录片导演黄肇邦透过平实观察，以拾荒为题，发掘红磡易受忽略的低下层生活，在长生店林立的街道，在观音庙的香火前，揭示贫富差距，注视围绕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红磡拥有全香港最多的殡仪馆及堪称最灵验的观音庙，亦阴亦阳。日间拾荒者在区内为糊口奔波，入夜二手摊位买卖频繁，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无间不断。然而，2008 年政府宣告新铁路计划，开启了这片土地的掘金之旅。自 2017 年起，我在一间旧式回收店拍摄，见证了那边拆楼丢废品，这边拾荒者捡“黄金”的情景。本片从“观音开库”出发，揭示香港贫富悬殊下人人求财的心态，以观察方式记录人和废物的因果关系，映照香港芸芸众生的追求和宿命。
中国香港导演。《子非鱼》获 FIRST 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奖。《伴生》《3CM》曾被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选为年度推荐电影。持续观察香港及其居民，对社会边缘人士和被遗忘群体倾注热忱。
《十方之地》是一部历时五年拍摄的独立纪录片，带领观众深入香港红磡社区，从拾荒的视角出发，展现底层人民顽强的生命力与生存状态。透过庙宇香火、天光墟的夜市和老人拾荒的日常，导演黄肇邦将镜头对准城市角落的隐秘生活，以观察式影像揭示香港独特的社会结构与贫富悬殊现象。这部影片通过微妙的距离感和独特的声音设计，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既充满人情味又充满生存压力的城市侧面，激发对香港城市更新与底层人群韧性与生活的深层思考。
主持人：欢迎各位来到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展映单元现场，刚刚我们放映了纪录片《十方之地》，现在我们和导演黄肇邦进行线上的映后交流。今天的映后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作为主持人进行提问，第二个部分开放给观众提问。很欢迎黄肇邦导演来到我们的展映现场，先请导演和大家打一声招呼。
黄肇邦：大家好，我是黄肇邦。谢谢大家这么早来看我最新的纪录片，很抱歉因为工作不能来到杭州跟大家见面。《十方之地》的制作很有难度，欢迎各位和我一起交流。
主持人：在您的导演阐述中提到，早在2017年您就萌生了拍摄这部影片的灵感，到今年放映已有好几年的间隔。所以我想请问，这几年中您是如何筹划和推进这一个项目的？例如，您是怎么样找到这些拍摄对象的，又为何选择红磡作为拍摄地点？
黄肇邦：2017年，我开始独自投入这一个项目。这部作品大概是我的第四部影片，之前拍摄过《子非鱼》、《伴生》和《3CM》，一路走来，作品内容一直聚焦于两人之间的关系。红磡的人们和我理解的香港互有联结，因此我希望讲述一个关于我所理解的香港的故事。从2017年起，我便在一家回收店中观察人们每天的行为，幸运的是店老板也很欢迎我。因为我是一个人，待在回收店没明确的目的，所以在几个月后，我便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纪录片，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主持人：看完整部纪录片后，我感到您的影片在摄影机与人物的关系上有一种独特的距离感，尤其是在特写镜头中，人物透出一种疏离感。此外，影片的声音设计也不同于以往拍摄城市生活与景观的纪录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效或声音体系。比如，在自然环境中人声并不突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影片拍摄中的镜头设计思路，或者后期的声音设计，包括音乐的作曲是否有特别的考量？
黄肇邦：谈到画面方面，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人行道狭窄，区域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所以在观影时，你可能没办法准确辨别某个地方是九龙的哪一部分。这种距离感很难通过电影语言来表现，让观众知道影片中具体是哪一区域。
在拍摄红磡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个地区公路交错复杂，我拍摄的那条街和回收店位于整个收购区的边缘，较为方便，但并非中心位置。拍摄回收点时，对面是观音庙，中间是一条叫天光墟的夜市街，它们形成了一个“T”字形。如何通过镜头让观众感受到置身街头，理解街道布局和人物的行动方向是最大的挑战。为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镜头距离的把握，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微妙的距离感。
关于声音设计，香港到处都是人，环境声音比较嘈杂。街区中充满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声音，尤其是拾荒者的声音与来往的车声，这些都吸引了我，我与音乐制作的朋友探讨如何让这些城市的声音融合成简单却震撼的配乐，显示出生活的艰难感和真实感。
主持人：我对片中几组人物的言行、动作和姿态的独特性很感兴趣。想请问导演，在与拍摄对象接触或实际拍摄时，您是否对他们的动作进行了设计，或者是否有其他相关的想法？比如，您在拍摄时是如何帮他们逐渐适应镜头的？另外，在他们逐渐习惯被拍摄后，是否会自发地在动作上做一些设计或调整？
黄肇邦：关于我与片中人物的关系，我通常是独自进行拍摄。虽然我拍摄的是纪录片，但我并不感觉自己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导演。在与他们相识的过程中，往往只是通过闲聊慢慢了解，逐渐建立信任。起初，他们会认为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认识他们的生活。很多人并不希望被过多关注，所以我通常会花很长时间与他们相处，让他们了解我是真心对他们的生活感到兴趣。
我和制片人花了好一两年的时间进一步探索当地的特性，他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在认真拍摄纪录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并不清楚拍摄的作品何时会发布。如今很多人习惯于拍摄内容几天后就能在网上看到成片，但他们会发现我们的作品迟迟未发布，甚至不确定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这需要很久来培养信任，而这种信任也让我能有幸遇见和了解每一个人。
我认为我与人物的关系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培养的，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则对拍摄更加宽容。我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调整相处方式，但从不勉强他们参与拍摄，这是我从始至终坚持的。
主持人：您是在拍摄前期确定好现在影片当中主要的几组人物，还是您在拍摄多组人物素材后，在后期的剪辑中确定了以他们为主的故事的结构呢？
黄肇邦：开始我会有一个方向，在前期工作时有想拍的主题出现，我才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像是在做功课或解谜。香港人，尤其是基层群体，生活普遍被动，不清楚为何要如此辛苦，而金钱是我们在社会中最后的保障。我对这些前线工作者的艰辛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我小时候也在类似的环境中长大，曾在街头卖东西、做不同的工作，所以我能切身理解他们的辛苦，想探究为何我们的生活会是这样。这看起来很不易，但当年我们也并未觉得艰难，只是充实地工作着。外人认为他们辛苦，我很好奇这些工作者自己又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活的。
最初我会从一些较为简单的主题切入，慢慢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群人也身处于同一个背景——收购计划，收购计划因为很多问题被搁置多年，使得那里慢慢的变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区域。这个现象令我觉得颇具趣味，于是我选择到现场去研究背后的故事。观音庙刚好是全香港最灵现的庙宇，每年人们都前去祈求健康、平安、发财，而对面就是天光墟的人流，它们都在同一个小小的地方，我认为这样的对比是香港价值观的体现。
在拍摄过程中，我反复思考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辛苦？为什么我们会处在这样的状态？渐渐地，我认识到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也体现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观。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一种不断被动、流动的生活状态，而这份流动性贯穿了整部看似安静的纪录片，最终形成了现在《十方之地》的模样。
主持人：说到主题，《十方之地》的英文名为《Obedience》，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水对土地的支配，这似乎也成为片中人物生活的一种隐喻。香港的城市空间在一直更新，纪录片中提到了唐楼的拆迁，但纪录片中的人物似乎停留在香港的一些旧时记忆或历史里。纪录片的中文名《十方之地》也颇具深意，不仅是佛教用语，在粤语中还与“拾荒”同音。我想了解，您怎么样看待这些拍摄对象与他们每天接触的旧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事物、这些人物与香港城市变迁又有咋样的关联？
黄肇邦：土地和水的关系对香港至关重要。一开始我提到香港地域狭小，土地亟需水的滋养。而在广东话里，“水”象征金钱，也代表其他宝贵的资源；“地”则因为资源稀缺，常引发争议。然而，土地必须有水才能生存，因此地、水、人三者在香港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被动的原因是我们从始至终在寻求资源。
在《十方之地》中，我的主题是讲述废品或者垃圾对贫困人群而言可能是一种保障，甚至如黄金般珍贵。我们正真看到了香港的问题，也看到了香港人在困境中焕发的生命力。影片中那位戴帽子的婆婆已近90岁，很多像她这样年迈的老人仍在街头努力生存。在生活的艰辛中，她们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表现深深扎根于香港本土的韧性和坚韧。
主持人：您觉得拍摄《十方之地》这部纪录片相比之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的收获和感悟？此外，您之后还有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吗？
黄肇邦：许多观众觉得《十方之地》和我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面对这样风格变化的纪录片，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不过我很幸运，因为我并非电影专业出身，一开始拍摄《子非鱼》只是出于好奇，完全不了解拍片的技巧。随着慢慢的接触到不同的人，我逐渐发现一些可以拍成纪录片的主题，于是开始了第二部、第三部作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为每部作品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
最初，我并不会深入理解拍摄对象的背景和工作表现，而《十方之地》则更宏观地探讨社会的运作方式和价值观，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来审视：为什么这里会变成今天的样子？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一个地区的未来如何？这种表达方式可能很复杂，导致观众的反应不一样。如果观众是年长的香港人，他们往往能够理解我的拍摄角度，而年轻观众则会更多从电影的欣赏角度来看待影片的呈现方式。我很尊重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这样的创作方式虽然充满挑战，但非常值得。
我目前也在制作一部新的纪录片，探讨关于生命理解的故事。希望未来有机会与大家分享。
观众：导演您好！我觉得《十方之地》的配乐太出色了，特别是中间和结尾的配乐效果让人起鸡皮疙瘩，真的很震撼！在我生活的香港，总会感觉到有些地方有点脏兮兮的，但在您的影片中却呈现得格外干净。像红磡、旺角这样的地方，有时走路都需要踮脚，在拍摄时，您是否有特别想要保持画面干净的考量？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在纪录片中，作为导演和制片，您的职责有什么不同？您是如何与其他工作人员合作，推动项目进行的？
黄肇邦：第一个问题让你感觉香港是一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对吗？其实一开始我也担心拍出来的效果会显得很脏，但实际拍摄时发现效果还挺干净的。如果你生活在香港，会发现这里确实挺干净。我曾申请进入香港的垃圾堆填区，原本也以为那是个很脏的地方，但实际到达时，发现管理得很有系统，也相当整洁。拍摄中，我没有刻意保持某种状态，而是努力去探索不同的地方，理解香港最真实的一面。但我能告诉你，所谓“真实的地方”在我看来也都比较干净，甚至是那些我以为会很脏的地方也并没那么脏。
第二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你之前拍纪录片都是一个人拍的吗？”其实这次我有多个摄影师，加上我一共有5人。我向大家解释说，香港的工作节奏很紧凑，有时摄影师会因为其他工作无法一直投入这一个项目，可能会临时说：“今天我要去广州，不能拍了。”在香港，纪录片制作还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行业，很多摄影师也没有专注于拍纪录片的经验。因此，他们就像本地人在记录身边的场景。我仍然非常感激每位摄影师的付出，他们最好的画面我都用在了最终版本中。
这次我确实需要更多帮助，因为《十方之地》无法靠一个人完成，香港的每个角落都有故事发生，我需要全方位理解自己所处何处。我的制片是一位女性朋友，她从项目一开始就帮助我。我们讨论了这个纪录片的必要性后，就一直合作，在街头接触和认识各类人物，互相支持。纪录片的制片和剧情片的制片工作方法不一样，她不仅负责现场的收音，有时也要协助拍摄。她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通常情况下，现场大概有两到三个人拍摄，无法总是有很多人帮忙。
观众：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是，片中的素材是在何时拍摄的？拍摄频率是怎样安排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纪录片中有人提到拆迁后他们将难以为生，那么现在这一个地区是不是已经被拆除？人物们的生活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黄肇邦：我从2017年开始独摄，2018年后有了制片和摄影师的协助，拍摄素材大约集中在2017年至2022年之间。关于拍摄频率，我并非每次都拍，自己拍时通常3到4小时左右；如果有摄影师协助，我们会投入更多时间，有时拍摄会持续一天，从早上在回收店开始，记录到晚上天光墟收摊，甚至有时延续到第二天，具体时长和频率因情况而异，总体上拍摄周期较长，具体时长没有详细统计。
现在那个地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漂亮的大楼被出售，餐厅和酒吧虽然依旧存在，但也在收购计划范围内，而另外的地方已改建成高楼大厦，价格不菲。在拍摄时，我没过多关注垃圾对工作或生活的直接影响，因为只要有人活动，垃圾便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天光墟的拾荒者而言，废弃物越多，他们的工作机会反而越多，但也有些婆婆会去远一点的地方卖纸皮。那个不可能立即完成拆迁，但这些频繁出现的问题背后是不是真的存在共性？这种循环背后的原因才更值得思考。
观众：导演您好，我在纪录片中注意到您提到了沙中线的故事。我知道有一首关于沙中线年开始拍摄的。我想问，从2014年到现在，您是否感受到香港发生了一些变化？拍摄地是否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黄肇邦：沙中线在香港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早在2008到2010年间便开始收购红磡相关地带，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工程，因而拖延许久。直到2018至2019年间逐步解决建设问题，并在2021年通车，历时超过10年。但在2017至2018年间，收购速度突然加快，背后涉及到香港老旧大厦的问题，在收购过程中，自然有利有弊，这在全世界内都是如此。
游客在香港常会拍摄带有唐楼的景象，而大部分唐楼始建于1970年代，许多建筑已经有50至60年的楼龄。如果不进行收购或更新，这些建筑在未来20年会面临维修频率和难度的增加。相较于过去，我认为香港的现在的城市发展非常滞后，香港人口和城市的老化在20年前便已逐渐显现，而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似乎已有些晚了。在拍摄中，我通过人口、地区、现实等多重维度去理解老化：香港究竟停留在过去，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储存着记忆，还是会再次回到曾经的繁华？
观众：纪录片的片头有水，然后结尾有水，水声还伴随着旧产业与新产业的迭代，我会思考你该不会是也在讲述关于钱的流动，把水的流动比作新旧产业之间的流动？
黄肇邦：有些人来，有些人就会离开。水一开始是从谚语解释主题的关系，但是看完《十方之地》后，很多人会觉得因为钱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但是我想讲述的不仅是钱本身，无论贫富，人人求财，在观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希望我们大家看到生命的流动。当然有趣的是广东话里水确实有更多的意义，大家都理解水与资源的关系紧密相连。